大和旅馆：见证伪满洲国政权诞生的摇篮（李星建）
1903年，位于军事重镇旅顺的太阳沟宽阔的街道旁，崛起了一座两层半的欧式建筑。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座原本属于私人住宅的“洋楼”后竟成为日本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旗下首座“大和旅馆”，进而演变成为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临时行宫，伪满洲国政权诞生的摇篮，在此上演了诸多复辟与分裂的悲喜剧。
纪凤台暴富，建豪宅。
1897年11月，德国以两名传教士在山东遇害为借口，派遣军队强行占领了胶州湾。与此同时，沙俄宣称“协助中国人民摆脱德国的压迫”，并于同年12月14日派遣舰队驶入旅顺口。次年3月27日，沙俄通过施以软硬兼施的策略，迫使清政府与其签署了《中俄会订条约》。该条约规定，将旅顺、大连及其周边水域租借给俄国，租期长达25年，期满后可“协商延期”。自此，旅顺与大连沦为沙俄的势力范围。
踏入旅顺的俄国军营，有一位身份独特且充满神秘色彩的俄籍华裔人士，他的中文名字是纪凤台，俄文名则称作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纪凤台。
传说中，纪凤台的父亲昔日离别了山东黄县故土（现今的龙口市），踏上了闯关东的征程，与众多华人同胞一道，受俄国招募至海参崴投身于码头的建设。然而，他并未投身于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是选择从事小本生意。财富积累之后，他即刻返回故乡，将年幼的纪凤台接至海参崴定居，并毅然加入了俄国国籍。纪凤台成年后，凭借出色的才学，被沙俄军方选中，担任翻译官一职。即便在工作之余，他依旧随父亲投身商海。抵达旅顺后，他利用沙俄驻军司令部首席通译的便利，与父亲携手，在俄国及我国北满至辽东、胶东的广阔地带展开贩运生意，赚取丰厚利润。随后，他继续扩大经营，开设工厂、商店乃至戏院，生意规模日益壮大。为了本职工作与商业活动的便利，纪凤台在沙俄旅顺驻军司令部附近挑选了一片空地，大兴土木，建造了一座占地面积近4000平方米的两层半欧式楼宇。
然而，纪凤台未曾料想，刚竣工的新楼不久便见证了日本与沙俄为争夺旅顺而引发的战火。1905年，随着日俄战争的落幕，纪凤台随败退的俄军一同撤离了旅顺。传闻，纪凤台归国后，初期依旧在中俄两国间穿梭，投身于贸易往来。然而，1917年“十月革命”的爆发，使得他的去向成谜，直至杳无音信。
群魔乱舞的场所
1906年，纪凤台在旅顺精心构筑的豪华宅邸，落入日本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之手，从而蜕变为该公司旗下第一家，且带有鲜明情报机构特性的“大和旅馆”。
往昔，此地的来宾多为日军将领与“满铁”的高级管理人士，还有为数不多的具有特殊背景的中国人士。随着清室肃亲王善耆迁往旅顺定居，一些依旧保留发辫的前清遗臣亦成为此地的常客。
善耆，名爱新觉罗氏，字艾堂，号偶遂亭主人，出自满洲镶白旗。同治五年（1866年），他诞生于帝都北京。年方二十一，便获封二等镇国将军之职；至三十三岁，承袭肃亲王爵位，成为第十代肃亲王，位列清朝八大“铁帽子王”之列。他曾担任乾清门头等侍卫、副都统、统领、民政部尚书、民政大臣及理藩大臣等职。辛亥革命之际，善耆坚定地反对宣统帝溥仪退位，成为唯一未在清宣统帝颁布的《退位诏书》上签字的亲王。随着时局变化，在挚友川岛浪速等日本浪人的撺掇下，善耆于1912年2月2日凌晨，易装成商人，悄然登上日本军舰，潜赴旅顺的日本租借地。此后，他长期在日本势力的庇护下，从事复辟清朝和分裂祖国的勾当。在东京大和旅馆设立据点，广招兵将，与日本人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两次“满蒙独立运动”的失败，让他深感力不从心，于是将复辟的希望寄托于子女身上。受此影响，他的38个子女中，除三名儿子分别赴英国、德国和比利时留学外，其余均就读于日本学校，包括后来更名为川岛芳子的女儿，原名爱新觉罗·显圩，汉名金璧辉。
末代皇帝的“行宫”
1931年11月19日的拂晓时分，一列客车的车轮缓缓停下，这列车停靠在了日本宪兵严阵以待的大连沙河口火车站。清末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及其随从，在众多日本关东军军官的严密护卫下，步入了早已准备好的轿车，径直驶向了旅顺。大约上午8点钟，溥仪一行抵达了位于旅顺口太阳沟的关东军司令部，并在大约上午11点钟左右离开，随后他们入住了一座空荡无人的大和旅馆，该旅馆与关东军司令部仅相距咫尺。
昔时，溥仪逃离北京皇宫后，藏身于天津日租区的静园之中。正值“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极度紧张的关头，他竟意外出现在日本军控制的旅顺。原来，日本关东军为规避视线，密谋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将一心追求复辟的溥仪视作理想的代理人。于是，溥仪被悄然转移至旅顺。日本方面严密保密溥仪抵达旅顺的消息，派遣宪兵在和大旅馆周围实行严密的警备，确保外界无法接近。溥仪多数时间滞留楼上，少有下楼，处于高度隔离。在此期间，有日本军官伴随，他偶尔到附近的海滨和山丘散步，打球等活动，看似无所事事。实则，一场庞大的阴谋在这座旅馆中悄然上演。
溥仪的两位全权代表郑孝胥与罗振玉，频繁与日方代表及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等人，在大和旅馆内就建立伪国家事宜展开商谈。
“皇上的事务，我自能一力承担，皇上宛如一张白纸，任由贵军部随意描绘。”由此，他成为了关东军心目中满蒙自由国“总理”的理想人选。
自1932年伊始，郑孝胥、罗振玉与板垣征四郎之间的谈判渐行渐近尾声。
【转换失败】：1932年1月28日，郑孝胥、罗振玉与板垣征四郎、通译官中岛比多吉在大和旅馆一号房中，从上午10时一直密谈到午后3时半。板垣征四郎没有理会溥仪要求他兑现当初“离开天津回东北‘复位’”的承诺，反而坚持日方的新主张，即合并东北三省建立“满蒙自由国”，推举溥仪为大总统，7年一任，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 【失败原因】：(系统检测到该文本可能包含不安全或敏感内容，请您检查文本并避免提交此类内容，感谢您的配合。)
此后，板垣征四郎舍弃了固执坚持溥仪意志的罗振玉，与通晓时势的郑孝胥进行了一番私密的长谈，历经数日之议，终于确立了伪政权的体制架构。
2月23日的午后，板垣征四郎遵照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指示，向溥仪传达了成立“新国家”的决定，此国名为“满洲国”，定都长春，并将长春更名为“新京”，同时宣布“新国家”的最高领导为“执政”。一心渴望恢复皇位的溥仪闻此，心中颇感不快，便与板垣征四郎就皇帝的名号问题争执了长达三小时，最终双方不欢而散。
翌日晨曦，郑孝胥急匆匆地赶至溥仪的居所，急促传达了板垣征四郎的严令：“军部的要求不容丝毫变动，若拒绝，将被视为敌意，唯有以敌对的态度回应，这是军部所留下的最终告诫。”闻听此言，溥仪顿时惊愕，顿时摒弃了对皇位的坚持。
为增进彼此情谊，溥仪于当日晚间在大和旅馆的一楼举行盛宴，款待了板垣征四郎。他谦卑地引领随从，不断举杯敬酒，颂扬其功绩，宴会直至深夜十一点多才圆满落幕。
此刻，日本关东军坚信时机已至，遂揭开了由其精心策划的这场闹剧的序幕。
3月1日，受日本关东军操控的汉奸团体“全满洲会议”派出代表张燕卿及另外六位“推戴使”，抵达旅顺，觐见溥仪，诚挚地请求他复出。溥仪遵照日方指令，假意推辞，以责任重大为由婉拒了他们的请求。面对此情此景，张燕卿等六位“推戴使”无奈之下，只得携带溥仪的回应返回奉天（今沈阳），向主子复命。
“全满洲会议”紧急召开，商议并作出决议：鉴于三千万人之众，决定再度派遣“推戴使”，恳请溥仪重掌大权。此次，除先前六人外，还新增了来自各地教育、工商等领域的代表，共计三十二位，于3月3日晚上22时40分，乘坐火车从奉天启程。翌日早上9时10分，他们抵达了旅顺，并在大和旅馆稍作休憩。午后14时，众人集体觐见溥仪，呈递了《新国家执政推戴书》，再度“代表三千万民众的心声”，恳请溥仪复出。此次，溥仪不再推辞，欣然接受了众人的请求，答应复出。下午16时，溥仪在大和旅馆设宴款待所有“推戴使”，以示对他们辛劳的慰藉。
3月6日清晨7时30分，溥仪携同末代皇后婉容，以及近臣郑孝胥、罗振玉等，自大和旅馆启程，有日本要人相伴，乘坐八辆轿车，车队气势恢宏，朝着大连沙河口火车站进发。他们登上专列，踏上了前往新京（即今长春）履新的征程。
三年后的1935年1月21日，溥仪的身影再次踏上了旅顺的土地。此行，他以“御寒”为名，在旅顺停留了四日。在这期间，日本当局精心安排了他拜访关东军司令官的官邸以及关东州厅厅长的官邸，与日本官员进行了会面。他还前往白玉山纳骨祠，为日军亡灵祈祷，并参与了当地举办的欢迎会、提灯会及音乐会。在访问过程中，他还特意前往了大和旅馆，尽管并未发表演说，但从他的举止中不难看出，他对这处“行宫”有着一份与众不同的情感。自那之后，他便再也没有回到旅顺。
自1945年8月日本侵略军投降之际起，大和旅馆遂成为苏联红军入驻旅顺后执行警备任务的机关办公之地。至1955年苏军撤离旅顺之际，该建筑转手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某部，起初继续承担办公职能，随后则转型为招待所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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